●卷二 田赋考二
○历代田赋之制
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光武建武二年，野榖旅生，麻菽尤盛，野蚕成茧，被於山阜，人收其利。至五年，野榖渐少，田亩益广焉。
建武六年十二月，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而税一如旧制。"
建武十五年，诏州郡检覆垦田。
帝以天下垦田多不以实自占，又户口年纪互相增减，乃下诏州郡检覆。於是刺史、太守多为诈巧，苟以度田为名，聚民田中，并度庐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伏，抵言於长寿街得之。帝怒。时东海公阳年十二侍侧，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首服。十六年，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馀人坐度田不实，下狱死。
章帝建初三年，诏度田为三品。
秦彭为山阳太守，兴起稻田数千顷，每於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瘠，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於是奸吏跼蹐，无所容诈。乃上言：宜令天下齐同其制。诏书以其所立条式颁令三府，并下州县。
诏以布帛为租。
时榖贵，县官给用不足。尚书张林上言："榖所以贵，由钱贱故也。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从之。
和帝永兴元年，垦田七百三十二万一百七十顷八十亩百四十步。
安帝延光四年，垦田六百九十四万二千八百九十二顷三十三亩八十五步。
元初元年，诏除三辅三岁田租、更赋、口算。
顺帝建康元年，垦田六百八十九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顷五十六亩一百九十四步（据建康元年户九百九十四万六千九百九十，每户合得田七十亩有奇）。
冲帝永嘉元年，垦田六百九十五万七千六百七十六顷二十亩百有八步。
质帝本初元年，垦田六百九十三万一百二十三顷三十八亩。
桓帝延熹八年，初令郡国有田者，亩税敛钱（亩十钱也）。
按：章帝时，以榖贵，乃封钱以布帛为租，则钱帛盖尝迭用矣。此所谓亩税敛钱，乃出於常赋三十取一之外，今所谓税钱始此。
灵帝中平二年，税天下田，亩十钱，又名修宫钱。
帝欲铸铜人，而国用不足，乃诏调民田亩，税十钱。陆康上疏曰："哀公增赋而孔子非之，岂有取夺民物以营无用之铜人，捐舍圣戒，自蹈亡国之法哉！"
仲长统《昌言》曰："今欲张太平之纪纲，立至化之基址，齐民财之丰寡，正风俗之奢俭，非井田实莫由也。今当限夫田以断兼并，去末作以一本业。通肥硗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一岁之间则有数年之储，虽兴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广爱幸之赐，犹未能尽也。不循古法，规为轻税，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计蹇短，坐视战士之蔬食，立望饿殍之满道，如之何为君行此政也！二十税一，名之曰貊，况三十税一乎！夫薄吏禄以丰军用，缘於秦征诸侯，续以四夷，汉承其业，遂不改更，危国乱家，此之由也。今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吏食日禀，班禄未定，可为法制：画一定科，租税什一，更赋如旧。今者，土广人稀，中地未垦；虽然，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若听其自取。後必为奸也。"
崔寔《政论》曰："昔圣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今青、徐、衮、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垦发。今宜遵故事，徙贫人不能自业者於宽地，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
魏武初平袁氏，以定邺都，令收田租亩粟四升，户绢二疋而绵二斤，馀皆不得擅兴，藏强赋弱。
吴孙权黄武五年，陆逊以所在少榖，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
晋武帝平吴之後，置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疋，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在公反）布户一疋，远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不事。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又限王公田宅及品官占田（见《职田门》）
按：两汉之制，三十而税一者，田赋也；二十始傅，人出一算者，户口之赋也。今晋法如此，则似合二赋而为一。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则无无田之户矣，此户调所以可行欤？
元帝为晋王，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人榖多少为殿最。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
太兴元年，诏曰："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继新故之交，相以周济，所益甚大。"
後军将军应詹表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而军兴已来，征战运漕，朝廷、宗庙、百官用度，既已殷广、下及工商、流寓、童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不思开立美利，而望国足人给，岂不难哉！间者流人奔东吴，东吴今俭，皆已还反。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赏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以使之公私兼济，则仓盈庾溢，可计日而待也。"
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是後频年水旱，田税不至。咸康初，算田税米，空悬五十馀万斛，尚书诸曹以下免官。
哀帝即位，乃减田租，亩收二升。
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唯蠲在身之役。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
按：晋制，子男一人授田七十亩，以亩收三升计之，当口税二斛一斗；以亩收二升计之，当口税一斛四斗。今除度定田收租之制，而口税二斛增至五石，则赋颇重矣，岂所谓公王以下云者，又非泛泛授田之百姓欤？当考。
前燕慕容皝以牧牛给贫家，田於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记室封裕谏曰："魏晋虽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於七八，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臣犹曰非明王之道，而况增乎！"
蜀李雄赋丁岁榖三斛，女丁半之，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事少役稀，百姓富实。
宋文帝元嘉中，始兴太守徐豁上言："武吏年满十六，课米六十斛"（事见《丁口门》）。
宋孝武帝大明初，山阴县人多田少，孔灵符表请徙无赀之家於馀姚、鄮（莫侯反）、鄞三县，垦起湖田。帝令公卿博议，咸曰："夫训农修政，有国所同。土著之人，习玩日久，如京师无田，不闻徙居他县。山阴豪族富室，顷亩不少，贫者肆力，非为无处。又缘湖居人，鱼鸭为业，小人习始既难，劝之未易。远废田畴，方剪荆棘，率课穷乏，其事弥难。"帝违众议徙人，并成良业。
齐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言："宋武帝时，遣台使督郡县，或尺布之逋，曲以当疋；百钱馀税，且增为千。故下实作尚方，寄系东冶，百姓骇迫，不堪其命。恣意赃贿，无人敢言，贫薄礼轻，即生谤僁。愚谓凡诸检课，宜停遣使，明下符旨，审定期限，如有违越，随事纠坐。则政有恒典，人无怨咨。"
子良又启曰："今所在榖价虽和，室家饥嗛（苦簟反）；缣纩虽贱，骈门裸质。而守宰务在裒刻，围桑品屋，以准赀课，致令斩树发瓦，以充重赋，破人贩产，要利一时。东郡使人，年无常限，郡县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台使命，切求县急，乃有畏失严期，自残躯命；亦有斩绝手足，以避徭役。守令不务先富人，而唯言益国，岂有人贫於下，而国富於上邪？又泉铸岁远，类多剪凿，江东大钱，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须轮郭完全，遂买本一千，加子七百，尤求请无地。且钱、布相半，为制永久，或闻长宰须令输钱，进违旧科，退容奸利，欲人康泰，其可得乎！"又启曰："诸赋税所应纳钱，不限小大，但令所在兼折布帛，若杂物是军国所须者，听随价准直，不必尽令送钱。於公不亏其用，在私实荷其渥。昔晋氏初迁，江左草创，绢布所直，十倍於今，赋调多少，因时增减。永初中，官布一疋，直钱一千，而人所输，听为九百。渐及元嘉，物价转贱，私货则疋直六百，官受则疋准五百。所以每欲优人，必为降落。今入官好布，疋下百馀，其四人所送，尤依旧制。昔为刻上，今为刻下，甿庶空俭，岂不由之！救人拯弊，莫过减赋。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长久大益；无患人赀不殷，国用不阜也。"
自东晋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并谓之"侨人"，往往散居，无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赀。诸蛮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财物，以裨国用。又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於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其军国所须杂物，随土所出，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恒法定令。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徵赋。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者，为浮浪人，乐输亦无定数，任量，唯所输，终优於正课焉。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见《品官占户门》）。
後魏明元帝永兴中，频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简尤贫者就食山东，敕有司劝课田农。自是人皆力勤，岁数丰穰，畜牧滋息。
景穆帝初为太子监国，曾令有司课畿内之人，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垦植锄耨。其有牛家与无牛家一人种田二十亩，偿以新锄功七亩，如是为差。至与老少无牛家种田七亩，老少者偿以锄功二亩。皆以五口下贫家为率。各列家别口数所种顷亩，明立簿目。所种於地首标题姓名，以辨播殖之功。
魏令：每调，一夫一妇帛一疋，粟一石。人年十三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疋，下至半以此为降。大率十疋中，五疋为公调，二疋为调外费，三疋为内外百官俸。
孝文延兴三年，诏州郡人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五十石以备年粮。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疋、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人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疋、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复增调外帛满二疋，所调各随其土所出。其司、冀、雍、华、定、相、蔡、洛、荆河、怀、兖、陕、徐、青、齐、济、南河、东徐等州贡绵绢及丝，其馀郡县少桑蚕处，以麻布充。
孝明帝时，张普上疏曰："伏闻尚书奏复丝麻之调，遵先皇之令轨，复高祖之旧典。仰惟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所以爱百姓，从薄赋。知军国虽绵麻之用，故立幅度之规，亿兆荷轻赋之饶，不但於绵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赋，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亿兆乐於下。自兹以降，渐渐长阔，百姓怨嗟，闻於朝野。宰辅不寻其本，知天下之怨绵麻，不察其幅广度长，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绵麻之调，以悦天下之心，此所谓悦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悦者也。尚书既知国少绵麻，不惟法度之翻易，人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弃己行之成诏，遵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还复绵麻，以充国用；不思库中大有绵麻，而郡官共窃利之。臣以为於理未尽。何者？今官人请调度，造衣物，必量度，绢布疋有丈尺之盈，尤不计其广；丝绵斤两兼百铢之剩，未闻依律罪州郡者。若一疋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及三长，此所谓教人以贪也。今百官请俸，祗乐其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得长阔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调，绢布精阔且长，横发美称，以乱视听，此百司所以仰负圣明者也。今若必复绵麻，谓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严禁，复本幅度，新绵麻之典，依太和之税。其在库绢布并及丝绵不依典制者，请遣一尚书与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计其斤两广长，折给请俸之人。总常俸之数，年俸所出，以市绵麻，亦应周其一岁之用。使天下知二圣之心，爱人惜法如此，则高祖之执中，兴於神龟，明明慈信，昭布於无穷，孰不幸甚！"正光後，国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调而徵之，百姓怨苦。
孝文太和元年，诏曰："去年牛疫死大半，今东作既兴，人须肄业，有牛者加勤於常岁，无牛者倍佣於馀年。一夫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馀力，地有遗利。"
时李安世上疏曰："臣闻量人画野，经国大式；邑地相参，致治之本。井税之兴，其来日久；田莱之数，制之以限。盖欲使土不旷功，人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窃见州县之人，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地，漂居异乡，事涉数代。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凉，桑榆改植。事己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各均量，审其经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人获资生之利，豪右靡馀地之盈，无私之泽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於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後虚诈之人，绝於觊觎；守分之士，免於凌夺。"帝深纳之，均田之制始於此矣。九年，下诏均给天下人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不栽树者，谓之露田）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还受之盈缩。人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人倍田分，於分虽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馀，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奴各依良。限三年理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不禁。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诸桑田皆为代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诸有举户老小残疾无受田者，年十一己上及疾者各受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还所受，寡妇守制者虽免课亦授妇田。诸还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卖买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还受。诸土广人稀之处，随力所及，官借人种莳，後有来居者，依法封授。诸地狭之处，有进丁受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无桑之乡准此为法。乐迁者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唯不听避劳就逸。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诸人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奴婢五口给一亩。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课种菜五分亩之一。诸一人之分，正从正，倍从倍，不得隔越他畔。进丁受田者恒从所近。若同时俱受，先贫後富。再倍之田，放此为法。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给其所亲；未给之间，亦借其所亲。诸宰人之官，各随所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
按：夹漈郑氏言："井田废七百年，至後魏孝文始纳李安世之言，行均田之法。然晋武帝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则亦非始於後魏也。但史不书其还受之法，无由考其详耳。或谓井田之废己久，骤行均田，夺有馀以子不足，必致烦扰，以兴怨僁，不知後魏何以能行。然观其立法，所受者露田，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意桑田必是人户世业，是以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树，则似所种者皆荒闲无主之田。必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则固非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又令有盈者无受不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是令其从便买卖，以合均给之数，则又非强夺之以为公田，而授无田之人，与王莽所行异矣，此所以稍久而无弊欤！"
孝明孝昌二年冬，税京师田租亩五升，借赁公田者亩一斗。
献文帝即位，因人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
静帝天平初，诸州调绢不依旧式。兴和三年，各班海内悉以四十尺为度，天下利焉。元象、兴和之中，频岁大穰，榖斛至九钱，法网宽弛，百姓多离旧居，阙於徭赋矣。
齐神武秉政，乃命孙腾、高崇之分责无籍之户，得六十馀万，於是侨居者各勒还本。是後租调之入有加焉。及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寻而景乱梁，乃命行台辛术略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县，羁縻轻税而已。
北齐给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转授，成丁而授，老而退，不听卖易。
文宣天保八年，议徙冀、定、瀛无田之人，谓之乐迁，於幽州宽乡以处之。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
文宣以修创台殿，所役甚广，并兼户口，益多隐漏。旧制，未娶者输半床租调（有妻者输一床，无者输半床）。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有司劾之。帝以为生事，不许。由是奸欺尤甚，户口租调十亡六七。
河清三年，诏每岁春月，各依乡土早晚，课人农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布田亩。蚕桑之月，妇女十五以上，皆营蚕桑。孟冬，刺史听审教之优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无牛，或有牛无人力者，须令相便，皆得纳种，使地无遗利，人无游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京城四面，诸方之外三十里内为公田，受公田者，三县代迁户执事官一品以下，逮於羽林、虎贲，各有差。其外畿郡，华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虎贲以上，各有差。执事及百姓请垦田者，名为永业。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给田者皆不输。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奴婢依良人，限数与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牛。每丁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其田中种桑五十根，榆三根，枣五根，不在还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还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给麻田，如桑田法。
时定令：率人一床调绢一疋，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调二丈，垦租一斗，义米五升。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垦租皆依贫富为三枭。其赋税常调，则少者直出上户，中者及中户，多者及下户。上枭输远处，中枭输次远，下枭输当州仓。三年一校。租入台者，五百里内输粟，五百里外输米。入州镇者，输粟。人欲输钱者，准上绢收钱。武平之後，权幸赐予无限，乃料境内六等富人，调令出钱。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创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亩，口七以上宅四亩，口五以上宅三亩。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
周制：司赋掌赋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与轻疾者皆赋之。有室者岁不过绢一疋，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时徵焉。若艰凶札，则不徵其赋。
隋文帝令自诸王以下至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後齐之制，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田宅，率三口给一亩。京官又给职分田（详见《职田门》）。
开皇九年，任垦田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开皇中，户总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按定垦之数，每户合垦田二顷馀也）。开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少又少焉。至大业中，天下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顷（按其时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则每户合得垦田五顷馀，恐本史之非实）。
水心叶氏曰："齐自河清始有受田之制，其君骄粗甚矣，然尚如此；周亦有司均掌田里之政，以其时田皆在官故也。今田不在官久矣，往事无复论，然遂以为皆不当在官，必以其民自买者为正，虽官偶有者亦效民卖之，此又偏也。"
淳熙间，有卖官田之令，故水心云然。
隋文帝依周制，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絁，麻土调以布。绢絁以疋，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开皇三年，减十二番每岁为三十日役，减调绢一疋为二丈。
初，苏威父绰在西魏世，以国用不足，为征税之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今所为正如张弓，非平世也。後之君子，谁能弛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已任。至是，威为纳言，奏减赋役，务从轻典。帝悉从之。
开皇九年，帝以江表初平，给复十年，自馀诸州，并免当年租赋。
十年五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役（《通鉴》作免役收庸）。
十二年，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炀帝即位，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其後将事辽碣，增置军府，扫地为兵，租赋之入益减，征伐巡幸，无时休息，天下怨叛，以至於亡。
唐武德二年制，每丁租二石，绢二疋，绵三两，自兹之外不得横有调敛。
武德六年，令天下户量其赀产，定为三等。至九年，诏天下户三等未尽升降，宜为九等。（馀见《乡役门》）
七年，始定均田赋税。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田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馀为口分。永业之田，树以榆、桑、枣及所宜之木。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其地有薄厚，岁一易者倍授之，宽乡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凡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复授。死者收之，以授无田者。凡收授皆以岁十月，授田先贫及有课役者。凡田，乡有馀以给比乡，县有馀以给比县，州有馀以给比州。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石谓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绫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三十日租、调皆免，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免课役及课户见《复除门》）。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夷獠之户皆从半输。蕃人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凡水旱虫蝗为灾十分损四分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
右此租、庸、调徵科之数，依杜佑《通典》及王溥《唐会要》所载。《陆宣公奏议》及《资治通鉴》所言，皆同《新唐书 食货志》，以为每丁输粟二斛，稻三斛，调则岁输绢二疋，绫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疑太重，今不取。
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虽居狭乡亦听依宽制。其卖者不得更请。凡卖买皆须经官，年终彼此除附。若无文牒辄卖买，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诸工商，永业、口分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并不给。因王事落外蕃不还，有亲属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还日仍给。身死王事者，子孙虽未成丁，勿追身分田。战伤废疾不追减，终身。诸田不得贴赁及质，若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者，听贴赁及质。官人守业田、赐田欲卖及贴赁者，不在禁限。诸给口分田，务从便近，不得隔越。若州县改易，及他境犬牙相接者，听依旧受。其城居之人，本县无田，听隔县受。
《通典》曰："虽有此制，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并兼之弊有逾汉成哀之间。"
致堂胡氏曰："古者制民之产，是度其丁户之众寡而授之田也。无世而无在官之田，不特唐初也，系上之人肯给与不肯给耳。苟有制民常产抑富恤贫之意，则必括民之无田者而给之田，其富而逾制者，必有限之之法，收之之渐也。若无此意，则以民之犯法而没田为公家之利，与百姓为市而贸之，甚则以为价不售而复夺之，又甚则强其亲属邻里高价而买之，而民之贫、之富、之利、之病皆不概於心，惟鬻田得直、重敛得税斯已矣。自後魏、齐、周以来，莫如唐之租庸调法最善，然不能百年，为苟简者所变，可胜惜哉！食禄之家毋得与民争利，此以廉耻待士大夫之美政也。古之时，用人称其官，则久而不徙，或终其身及其子孙，禄有常赐，故仕则不稼，有马乘则不察鸡豚，家伐冰则不畜牛羊，当是时而与民争利，斯可责矣。後世用人不慎，升黜无常，朝飨大仓，暮而家食。苟非固穷之君子甘於菽水，彼仰有事，俯有育，若不经营生理，又何以能存？卢怀慎为丞相，其死也，惟有一奴，自鬻以办丧事，况其馀哉！以理论之，凡士而既仕者，即当视其品而给之田；进而任使，则有禄以酬其品；置而不用，则有田以资其生。惟大谴大呵，不在原宥之例，然後收其田里。如此，则不得与民争利之法可行，而廉耻之风益劝矣。"
水心叶氏曰："自古天下之田无不在官，民未尝得私有之。但强者力多，却能兼并众人之利以为富，弱者无力，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以至转徙流荡。故先王之政，设田官以授天下之田，贫富强弱无以相过，使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无甚贫甚富之民。至成周时，其法极备，虽《周礼 地官》所载，其间不能无牵合抵捂处，要其大略亦可见。周公治周，授田之制，先治天下之田以为井，井为疆界，岁岁用人力修治之，沟洫畎浍皆有定数。疆界既定，人无缘得占田。其间田有弱者，游手者不耕，却无强民贪并之害。後来井田不修，堤防浸失，毁坏绝灭。至商鞅用秦，已不复有井田之旧，於是开阡陌（《汉志》曰："东西曰阡、南北曰陌"）。阡陌既开，天下之田却简直易见，看耕得多少，惟恐人无力以耕之。故秦汉之际有豪强兼并之患，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虽然如此，犹不明说在民，但官不得治，故民得自侵占，而贫者插手不得，不得不去而为游手，转而为末业。终汉之世，以文景之恭俭爱民，武帝之修立法度，宣帝之励精为治，却不知其本不如此，但能下劝农之诏，轻减田租，以来天下之民。如董仲舒、师丹虽建议欲限天下之田，其制度又却与三代不合。当时但问垦田几亩，全不知是谁田，又不知天下之民皆可以得田而耕之。光武中兴，亦只是问天下度田多少，当时以度田不实，长吏坐死者无数。至於汉亡，三国并立，民既死於兵革之馀，未至繁息，天下皆为旷土，未及富盛，而天下大乱。虽当时天下之田既不在官，然亦终不在民。以为在官，则官无人收管；以为在民，则又无簿籍契券，但随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稍立田制，至於北齐、後周皆相承授民田，其初亦未尝无法度，但末年推行不到头，其法度亦是空立。唐兴，只因元魏、北齐制度而损益之，其度田之法，阔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一夫受田一顷。周制乃是百步为亩，唐却是二倍有馀，此一项制度与成周不合。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世业。是一家之田，口分须据下来人数占田多少。周制八家皆私百亩，唐制若子弟多，则占田愈多，此又一项与成周不合。所谓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之田减宽乡之半，其他有厚薄，岁一易者倍授之，宽乡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亦与周制不同。先王建国，只是有分土（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无分民，但付人以百里之地，任其自治。盖治之有伦，则地虽不足，民有馀（孟子所谓"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於王之野"者是也），苟不能治，或德不足以怀柔，民不心悦而至，则地虽多，而民反少（孟子载梁惠王所谓"寡人之民不加多"者是也）。唐既止用守令为治，则分田之时不当先论宽乡狭乡，当以土论，不当以人论。今却宽乡自得多，狭乡自得少，自狭乡徙宽乡者又得并卖口分、永业而去。成周之制，虽是授田与民，其间水旱之不时，凶荒之不常，上又振贷救恤，使之可以相补助，而不至匮乏。若唐但知授田而已，而无补助之法，纵立义仓振给之名，而既令自卖其田，便自无恤民之实矣。周之制最不容民迁徙，惟有罪则徙之（《记 王制》："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命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右；不变，移之郊；不变，移之遂；不变，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唐却容他自迁徙，并得自卖所分之田。方授田之初，其制己自不可久，又许之自卖，民始有契约文书，而得以私自卖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虽为粗立，然先王之法亦自此大坏矣。後世但知贞观之法，执之以为据，故公田始变为私田，而田终不可改。盖缘他立卖田之法，所以必至此。田制既坏，至於今，官私遂各自立境界，民有没入官者，则封固之，时或召卖，不容民自籍。所谓私田，官执其契券，以各征其直。要知田制所以坏，乃是唐世使民得自卖其田始。前世虽不立法，其田不在官，亦不在民。唐世虽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实。其後兵革既起，征敛烦重，遂杂取於民。远近异法，内外异制。民得自有其田而公卖之，天下纷纷，遂相兼并，故不得不变而为两税，要知其弊实出於此。"
水心言唐方使民得立券自卖其田，而田遂为私田，此说恐亦未深考。如萧何买民田自污；贡禹有田一百五十亩，被召之日，卖其百亩以供车马。则自汉以来，民得以自买卖田土矣。盖自秦开阡陌之後，田即为庶人所擅，然亦惟富者贵者可得之。富者有赀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夫率属役於富贵者也。王翦为大将，请美田宅甚众，又请善田者五人。可以见其时田虽在民，官未尝有授田之法，而权贵之人亦可以势取之，所谓善田则属役者也。苏秦曰："使我洛阳有田二顷，安能复佩六国相印？"盖秦既不能躬耕，又无赀可以买田，又无权势可以得田，宜其贫困无赖也。
●卷三 田赋考三
○历代田赋之制
元宗开元八年，颁庸调法於天下。
是时天下户未尝升降，监察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羡田、逃户，自占者给复五年，每丁税钱千五百。以摄御史分行括实。阳翟尉皇甫憬上书，言其不可。帝方任融，乃贬憬为盈川尉。诸道所括得客户八十馀万，田亦称是。州县希旨，张虚数，以正田为羡，编户为客，岁终籍钱数百万缗。
沙随程氏曰："按唐令文，授田每年十月一日，里正预造簿，县令总集应退应授之人，对共给授。谓如里正管百丁，田万亩。立法之意，欲百家仰事俯育，不致困乏耳。因制租、调以禄君子，而养民之意为多。律文脱户者有禁，漏口者有禁，浮浪者有禁，占田违限者有禁，官司应授田而不授、应课农桑而不课者有禁，但使後世谨守高祖、太宗之法，其为治岂易量哉！中间法度废弛，凡史臣所记时弊，皆州县不举行法度耳。时天下有户八百万，而浮客乃至八十万，此融之论所以立也。使融检括剩田以授客户，责成守令不收限外之赋，虽古之贤臣何以加诸？虽有不善，其振业小民，审修旧法，所得多矣。故杜佑作《理道要诀》，称融之功。当是时，姚崇、宋璟、张九龄辈皆在，岂雷同默默者邪！故唐人後亦思之。然陆贽称租调法曰：'不校阅而众寡可知，是故一丁之授田，决不可令输两丁之赋。非若两税，乡司能开阖走弄於其间也。'史臣曰：'州县希融旨，空张其数，务多其获。'盖与陆贽之说背驰，岂史臣未稽其实邪？"
开元十六年，诏每三岁以九等定籍。
先是，扬州租、调以钱，岭南以米，安南以丝，益州以罗、紬、绫、绢供春采。因诏江南以布代租，凡庸、调、租、资课皆任土所宜。以江淮转输有河洛之艰，而关中蚕桑少，菽麦常贱，乃命庸、调、资课皆以米，凶年乐输布绢者从之。河南、北不通运州，租皆以绢，代关中调、课，诏度支减转运。
天宝五载，诏贫不能自济者，每乡免三十丁租、庸。
天宝中，应受田一千四百三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十三亩。
按：十四年有户八百九十万馀，计定垦之数，每户合得一顷六十馀亩。至建中初，分遣黜陟使按比垦田田数，都得百十馀万亩。
代宗宝应元年，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徵之，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不问负之有无，赀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民有蓄榖十斛者，则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林为群盗，县不能制（盗袁晁起浙东，攻陷诸郡，众近二十万，经二年，李光弼讨平之。）
广德元年，诏一户三丁者免一丁，庸、税、地税依旧。凡亩税二升，男子二十五为成丁，五十五为老，以优民。
大历元年，诏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市轻货给百官手力课。以国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则徵之，号"青苗钱"又有"地头钱"，亩二十，通名青苗钱。又诏上都秋税分二等，上等亩税一斗，下等六升，荒田亩税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四升；秋，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钱亩加一倍，而地头钱不在焉。
大历四年，敕："天下及王公以下，今後宜准度支长行旨条，每年税钱：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上下户三千，中上户二千五百，中中户二千，中下户千五百，下上户一千，下中户七百，下下户五百文。其见任官，一品准上上户税，九品准下下户税，馀品并准此依户等税。若一户数处任官，亦每处依品纳税。其内外官，仍据正员及占额内阙者税，其试及同正员文武官，不在税限。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依此税数勘责徵纳。其寄庄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寄住户从九等户税，比类百姓，事恐不均，宜递加一等税。其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等，无问有官无官，亦在所为两等收税，稍殷有者准八等户税，馀准九等户税。如数处有庄田，亦每处税。诸道将士庄田，既缘防御勤劳，不可同百姓例，并一切从九等输税。"
按：以钱输税而不以榖帛，以资力定税而不问身丁，人皆以为行两税以後之弊，今观此，则由来久矣。
德宗时，杨炎为相，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置两税使以总之。凡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於人，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而均收之。遣黜陟使按诸道丁产等级，免鳏寡惸独不济者，敢加敛以枉法论。旧户三百八十万五千，使者按得主户三百八十万，客户三十万。天下之民，不土断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虚实。岁敛钱二千五十馀万缗、米四百万斛以供外，钱九百五十馀万缗、米千六百馀万斛以供京师。天下便之。
租庸调法以人丁为本，开元後久不为版籍，法度废弊。丁口转死，田亩换易，贫富升降，悉非向时，而户部岁以空文上之。又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元宗事夷狄，戍者多死，边将讳不以闻，故贯籍不除。天宝中，王鉷为户口使，务聚敛，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隐课不出，乃按旧籍，除当免者，积三十年责其租庸，人苦无告，法遂大弊。至德後，天下兵起，人口凋耗，版图空虚，赋敛之司莫相统摄，纪纲大坏，王赋所入无几。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吏因其苛，蚕食於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学、释、老得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於上，而赋增於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土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弊，乃请为两税法，以一其制。议者以为租、庸、调，高祖、太宗之法，不可轻改，而帝方任炎，乃行之。自是吏奸无所容，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矣。
沙随程氏曰："开元中，豪弱相并，宇文融修旧法，收羡田以招徕浮户，而分业之。今炎创以新意，而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姑定额取税而已，始与孟子之论悖。而史臣诋融而称炎，可谓浅近矣。赞称融取隐户剩田以中主欲，夫隐户而不出，剩田而不取，则高祖、太宗之法废矣，流亡浮寄者，何以振业之乎？使贤者当炎之地，宜用融之善，以修旧法，以革时弊；去融之不善，务为简易，责成守令，而不收籍外之税，俾高祖、太宗之法弊而复新。户口既增，租调自广，此陆贽之论谆复而发者，如斯而已也。且天宝盛时，户八百馀万，兵乱之後，至是三百馀万，既曰土著者百无四五，是主户十五馀万，浮客二百八十馀万也，宜无是理。既不复授田，虽以见居为簿，何益乎？"
按：宇文融、杨炎皆以革弊自任，融则守高祖、太宗之法，炎则变高祖、太宗之法。然融守法而人病之，则以其逼胁州县，妄增逃羡以为功也。炎变法而人安之，则以其随顺人情，姑视贫富以制赋也。融当承平之时，簿书尚可稽考，乃不能为熟议缓行之规；炎当离乱之後，版籍既已隳废，故不容不为权时施宜之举。今必优融而劣炎，则为不当於事情矣。
建中三年，诏增天下税钱，每缗二百。朱滔、王武俊、田悦合纵而叛，国用不给。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增其本道税钱，因诏天下皆增之。
贞元八年，剑南节度使韦皋又增税十二，以增给官吏。
贞元四年，诏天下两税审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户。
自初定两税，货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绢疋为钱三千二百，其後一疋为钱一千六百，输一者过二。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税物颁诸司，皆折本价为虚估给之，而缪以滥恶督州县剥价，谓之"折纳"。复有"进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历之数再倍。又疠疫水旱，户口减耗，刺史析户，张虚数以宽责。逃死阙税，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邻亦尽。户版不缉，无浮游之禁。州县行小惠以倾诱邻境，新收者优假之，唯安居不迁之民赋役日重。
帝以问宰相陆贽，贽上疏请釐革其甚害者，大略有六。其一曰："国家赋役之法，曰租、曰调、曰庸。其取法远，其敛财均，其域人固。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天下法制均一，虽转徙莫容其奸，故人无摇心。天宝之季，海内波荡，版图隳於避地，赋法坏於奉军。赋役旧法，行之百年，人以为便。兵兴，供亿不常，诛求隳制，此时弊，非法弊也。时有弊而未理，法无弊而已更。两税新制，竭耗编甿，日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损上益下，啬用节财，而摘郡邑，验簿书，州取大历中一年科率多者为两税定法，此总无名之暴赋而立常规也。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两税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税轻，多者税重。不知有藏於襟怀囊箧，物贵而人莫窥者；有场圃囷仓，直轻而众以为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货，数寡而日收其赢者；有庐舍器用，价高而终岁利寡者。计估算缗，失平长伪挟轻费转徙者脱徭税，敦本业者困敛求。此诱之为奸，驱之避役也。今徭赋轻重相百，而以旧为准，重处流亡益多，轻处归附益众。有流亡则摊出，已重者愈重；有归附则散出，已轻者愈轻。人婴其弊。愿诏有司与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罢之，广费者节之。军兴加税。诸道权宜所增，皆可停。税物估贾，宜视月平，至京与色样符者，不得虚称折估。有滥恶，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两税判官一人与度支参计户数，量土地沃瘠、物产多少为二等，州等下者配钱少，高者配钱多，不变法而逋逃渐息矣。"其二曰："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赋以布、麻、缯、纩、百榖，勉人功也。又惧物失贵贱之平，交易难准，乃定货泉以节轻重。盖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榖帛，人所为也；钱货，官所为也。人所为者，租税取焉；官所为者，赋敛舍焉。国朝著令，租出榖，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曷尝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今两税效算缗之末法，估资产为差，以钱榖定税，折供杂物，岁目颇殊。所供非所业，所业非所供，增价以市所无，减价以货所有。耕织之力有限，而物价贵贱无常。初定两税，万钱为绢三疋，价贵而数不多，及给军装，计数不计价，此税少国用不充也。近者万钱为绢六疋，价贱而数加，计口蚕织不殊，而所输倍，此供税多而人力不给也。宜令有司复初定两税之岁绢、布疋估为布帛之数，复庸、调旧制，随土所宜，各修家技。物甚贱，所出不加；物甚贵，所入不减。且经费所资，在钱者独月俸、资课，以钱数多少给布，广铸而禁用铜器，则钱不乏。有籴盐以入直，榷酒以纳资，何虑无所给哉！"其三曰："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户口增加，二曰田野垦辟，三曰税钱长数，四曰率办先期。夫贵户口增加，诡情以诱奸浮，苛法以析亲族，所诱者将议薄征则遽散，所析者不胜重税则又亡，有州县破伤之病。贵田野垦辟，然农夫不增而垦田欲广，诱以垦殖荒田，限年免租，新亩虽辟，旧畬芜矣，及至免租年满，复为扜莱，有稼穑不增之病。贵税钱长数，重困疲羸，捶骨沥髓，苟媚聚敛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贵率办先期，作威残人，丝不容织，粟不暇舂，贫者奔逃，有不恕物之病。四病繇考覈不切事情之过。验之以实，则租赋所加，固有受其损者，此州若增客户，彼郡必减居人。增处邀赏而税数加，减处惧罪而税数不降。国家设考课之法，非欲崇聚敛也。宜命有司详考课绩，州税有定，徭役有等，覆实然後报户部。若人益阜实，税额有馀，据户均减十三为上课，减二次之，减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税见户者，殿亦如之。民纳税以去岁输数为常，罢据额所率者。增辟勿益租，废耕不降数。定户之际，视杂产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则不宜复入两税。如此，不督课而人人乐耕矣。"其四曰："明君不厚所资而害所养，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给然後敛馀财。今督敢促迫，蚕事方兴而输缣，农功未艾而敛榖，有者急卖而耗半直，无者求假费倍。定两税之初，期约未详，属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税期，随风俗时候，务於纾人。"其五曰："顷师旅亟兴，官司所储，唯给军食，凶荒不暇振救。人小乏则取息利，大乏则鬻田庐。敛获始毕，执契行贷，饥岁室家相弃，乞为奴仆，犹莫之售，或缢死道途。天灾流行，四方代有。税茶钱积户部者，宜计诸道户口均之。榖麦熟则平粜，亦以义仓为名，主以巡院。时稔伤农，则优价广籴，榖贵而止；小敛则借贷。循环敛散，使聚榖幸灾者无以牟大利。"其六曰："古者，百亩地号一夫，盖一夫授田不得过百亩，欲使人不废业，田无旷耕。今富者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託强家，为其私属，终岁服劳，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京畿田亩税五升，而私家收租亩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穑者安得足食？宜为定条限，裁租价，损有馀，优不足，此安富恤穷之善经，不可舍也。"贽言虽切，以谗逐，事无施行者。
河南尹齐抗复论其弊，以为："陛下行两税，课纳有时，贪暴无所容奸，二十年间，府库充牣。但定税之初，钱轻货重，故陛下以钱为税。今钱重货轻，若更有税名，以就其轻，其利有六：吏绝其奸，一也；人用不扰，二也；静而获利，三也；用不乏钱，四也；不劳而易知，五也；农桑自劝，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税反配钱，至输时复取布帛，更为三估计折，州县升降成奸。若直定布帛，无估可折。盖以钱为税，则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觉，今两税出於农人，农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又有鼓铸以助国计，何必取於农人哉！"疏入，亦不报。
东莱吕氏曰赋："役之制自《禹贡》始，可见《禹贡》既定九州之田赋，以九州之土地，为九州之土贡。说者以谓有九州之土贡，然後以田赋之当供者，市易所贡之物。考之於经，盖自有证。何者？甸服百里赋纳总，至於五百里米，自五百里之外，其馀四服米不运之京师，必以所当输者土贡於天子。以此知当时贡、赋一事，所以冀州在王畿甸服之内，全不叙土贡，正缘已输粟米。以此相参考，亦自有证。盖当时寓兵於农，所谓贡赋，不过郊庙宾客之奉，都无养兵之费，故取之於畿甸而足。自大略而言之，三代皆沿此制，夏后氏五十而贡，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三代之赋略相当，《周官》所载，九畿之贡而已。九州之贡所谓出者半，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或以半输王府，或以二之一输王府，或以四之一输王府。所谓土贡未必能当贡赋之半，留之於诸侯之国，以待王室之用，皆是三代经常之法。所谓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师，说者以为二千五百人为师，亦是一时权时之役。所谓经常之役，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豳诗所谓'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皆是经常之役法如此。用兵军役寓之井赋乘马之法，无事则为农，有事则征役。至汉有所谓材官，践更、过更、卒更三等之制，当时有干戈之征。及至魏晋，有户调之名，凡有户者出布帛，有田者出租赋。後魏亦谓之户调，在後魏以一夫一妇出帛一疋，在北齐则有一床半床之制，已娶者则一床，未娶者则半床。当时有户调之名，然役法尚存古制。但至南北朝，增三代之三日至於四十五日。自汉至南北朝，其赋役之法如此。至唐高祖立租庸调之法，承袭三代、汉、魏、南北之制，虽或重或轻，要之规摹尚不失旧。德宗时，杨炎为相，以户籍隐漏，徵求烦多，变而为两税之法。两税之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复见。然而两税在德宗一时之间虽号为整办，然取大历中科徭最多以为数，虽曰自所税之外并不取之於民，其後如间架，如借商，如除陌，取於民者不一，杨炎所以为千古之罪人。大抵田制虽商鞅乱之於战国，而租税犹有历代之典制，惟两税之法立，古制然後扫地。要得复古，田制不定，纵得薄敛如汉文帝之复田租，荀悦论豪民收民之资，惟能惠有田之民，不能惠无田之民。田制不定，虽欲复古，其道无由。兵制不复古，民既出税赋，又出养兵之费，上之人虽欲权减，兵又不可不养。兵制不定，此意亦无由而成。要之寓兵於农，赋役方始定。"
按：自秦废井田之制，隳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计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税人，征赋二十倍於古。汉高祖始理田租，十五而税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税一，皆是度田而税之。然汉时亦有税人之法。按汉高祖四年，初为算赋，注：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七岁至十五出口赋，人钱二十，此每岁所出也。然至文帝时，即令丁男三岁而一事，赋四十，则是算赋减其三之二，且三岁方徵一次，则成丁者一岁所赋不过十三钱有奇，其赋甚轻。至昭、宣帝以後，又时有减免。盖汉时官未尝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强田连阡陌，而贫弱无置锥之地，故田税随占田多寡为之厚薄，而人税则无分贫富。然所税每岁不过十三钱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绍，乃令田每亩输粟四升，又每户输绢二疋、绵二斤，则户口之赋始重矣。晋武帝又增而为绢三疋、绵三斤，其赋益重。然晋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则出此户赋者亦皆有田之人，非凿空而税之，宜其重於汉也。自是相承，户税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齐、周、隋、唐因之。赋税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简略，不能详知，然大概计亩而税之令少，计户而税之令多。然其时户户授田，则虽不必履亩论税，只逐户赋之，则田税在其中矣。至唐始分为租、庸、调，田则出粟稻为租，身与户则出绢布绫锦诸物为庸、调。然口分、世业，每人为田一顷，则亦不殊元魏以来之法，而所谓租、庸、调者，皆此受田一顷之人所出也。中叶以後，法制隳弛。田亩之在人者，不能禁其卖易，官授田之法尽废，则向之所谓输庸、调者，多无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与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赋可乎？又况遭安、史之乱，丁口流离转徙，版籍徒有空文，岂堪按以为额？盖当大乱之後，人口死徙虚耗，岂复承平之旧？其不可转移失陷者，独田亩耳。然则视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以定两税之法，虽非经国之远图，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输其所有，乃计绫帛而输钱。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遂至输一者过二，重为民困。此乃掊刻之吏所为，非法之不善也。陆宣公与齐抗所言固为切当，然必欲复租、庸、调之法，必先复口分、世业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贫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则两税乃不可易之法矣。又历代口赋、皆视丁、中以为厚薄。然人之贫富不齐，由来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缪？今两税之法，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尤为的当。宣公所谓："计估算缗，失平长伪，挟轻费转徙者脱徭税，敦本业不迁者困敛求，乃诱之为奸，殴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过，非法之弊。盖力田务本与商量逐末，皆足以致富。虽曰逐末者易於脱免，务本者困於徵求，然所困犹富人也，不犹愈於庸调之法不变，不问贫富，而一概按元籍徵之乎？盖赋税必视田亩，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贡、助、彻，亦只视田而赋之，未尝别有户口之赋。盖虽授人以田，而未尝别有户赋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轻其户赋者，两汉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遂至重为民病，则自魏至唐之中叶是也。自两税之法行，而此弊革矣，岂可以其出於杨炎而少之乎？
又按：古今户口之数，三代以前姑勿论。史所载西汉极盛之数，为孝平元始二年，人户千一百二十三万三千。东汉极盛之时，为桓帝永寿三年，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此《通典》所载之数，据《东汉书 郡国志》，计户一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则多《通典》五百八十三万有奇，是又盛於前汉矣。）三国鼎峙之时，合其户数不能满百二十万，昔人以为才及盛汉时南阳、汝南两郡之数。盖战争分裂，户口虚耗，十不存一，固宜其然。然晋太康时，九州攸同，不可谓非承平时矣，而为户只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自是而南北分裂，运祚短促者，固难稽据，姑指其极盛者计之，则宋文帝元嘉以後，户九十万六千八百有奇；魏孝文迁洛之後，只五百馀万，则混南北言之，才六百万。隋混一之後，至大业二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有奇；唐天宝之初，户八百三十四万八千有奇。隋唐土地不殊两汉，而户口极盛之时，才及其三之二，何也？盖两汉时，户赋轻，故当时郡国所上户口版籍，其数必实；自魏晋以来，户口之赋顿重，则版籍容有隐漏不实，固其势也。南北分裂之时，版籍尤为不明，或称侨寄，或冒勋阀，或以三五十户为一户苟避科役，是以户数弥少。隋唐混一之後，生齿宜日富，休养生息莫如开皇、贞观之间，考覈之详莫如天宝，而户数终不能大盛。且天宝十四载所上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而不课户至有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夫不课者鳏寡、废疾、奴婢及品官有荫者皆是也，然天下户口，岂容鳏寡、废疾、品官居其三之一有奇乎？是必有说矣。然则以户口定赋，非特不能均贫富，而適以长奸伪矣。又按汉元始时，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千三十六顷，计每户合得田六十七亩百四十六步有奇；隋开皇时垦田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计每户合得田二顷有馀。夫均此宇宙也，田日加於前，户日削於旧，何也？盖一定而不可易者田也，是以乱离之後容有荒芜，而顷亩犹在。可损可益者户也，是以虚耗之馀，并缘为弊，而版籍难凭。杜氏《通典》以为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於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其说是矣，然不知庸、调之征愈增，则户口之数愈减，乃魏晋以来之通病，不特唐为然也。汉之时，户口之赋本轻，至孝宣时又行蠲减，且令流徒者复其赋，故胶东相王成遂伪上流民自占者八万馀口以徼显赏。若如魏、晋以後之户赋，则一郡岂敢伪占八万口，以贻无穷之逋负乎？陆宣公又言："先王制赋入，必以丁夫为本，无求於力分之外，无贷於力分之内。故不以务穑增其税，不以辍稼减其租，则播种多；不以殖产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调，则地著固；不以饰励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则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尽其力。"此虽名言，然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均是人也，而才艺有智愚之不同；均营生也，而时运有屯亨之或异。盖有起穷约而能自致千金，其馀力且足以及他人者；亦有蒙故业而不能保一簪，一身犹以为累者，虽圣人不能比而同之也。然则以田定赋，以家之厚薄为科敛之轻重，虽非盛世事，而救时之策不容不然，未宜遽非也。
贞元三年，时岁事丰稔，上因畋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时丰，何故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於税，诏书优恤，徒空文耳。"宪宗末年，度支、盐铁与诸道贡献尤甚，有助军及平贼贺礼、上尊号贺物。穆宗即位，一切罢之，两税外加率一钱以枉法赃论。然务姑息，赏赐诸军不可胜纪，用不能节。
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至穆宗时四十年。当时为绢二疋半者为八疋，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帝亦以货轻钱重，民困而用不充，诏百官议革其弊。议者多请重挟铜之律，户部尚书杨於陵言："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泉货，故钱不足。今宜使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以布帛榖粟，则人宽於所求，然後出内府之积，收市廛之滞，广山铸之数，限边裔之出，禁私家之积，则货日重而钱日轻矣。"宰相善其议。由是两税、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丝纩，租、庸、课、调不计钱而纳布帛，惟盐酒本以榷率计钱，与两税异，不可去钱。
时货轻钱重，与留州、送使，所在长吏又降省估使就实估，以自封殖，而重赋於人。裴垍为相，奏请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就省估，其所在观察使仍以其所莅之郡租赋自给，若不足，方许徵於支郡、其诸州送使额变为上供，故疲人稍息肩。
会昌元年，敕："今後州县所徵科斛斗，一切依额为定，不得随年检责。数外加有荒闲陂泽山原，百姓有人力能垦辟耕种，州县不得辄问所收苗子，五年不在税限，五年之外依例纳税。於一乡之中，先填贫户欠阙，如无欠阙，则均减众户合徵斛斗，但令不失元额，不得随田加率。仍委本道观察使每年收成之时，具管内垦田顷亩及合徵科斗数，分析闻奏。数外有剩纳人户斛斗，刺史以下重加惩贬。"
大中二年，制："诸州府县等纳税，祇合先差优长户车牛，近者多是权要富豪悉请留县输纳，致使贫单之人却须雇脚搬载。今後其留县并须先饶贫下不支济户，如有违越，官吏重加科殿。"
四年，制："百姓两税之外，不许分外更有差率，委御史台纠察。其所徵两税疋段等物，并留州、留使钱物，纳疋段虚实估价及见钱，从前皆有定制。如闻近日或有於虚估疋段数内实徵，估物及其间分数，亦不尽依敕条、宜委长吏切守，如有违越必议科惩。又青苗两税本系田土，地既属人，税合随去。从前赦令，累有申明，豪富之家尚不恭守。以後州县觉察，如有此比，须议痛惩，地勒还主，不理价直。"
按：两税不徵粟帛而徵钱，吏得为奸以病民。穆宗时尝复旧制徵粟帛矣，今复有此令，岂又尝变易邪？计货徵钱，必有估直，而估乃有虚实之异。舞文如此，今禁其於定制外多科，固不若仍复粟帛之徵，则自不能多求於定数之外也。
昭宗末，诸道多不上供，惟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与其弟荆南留後匡明委输不绝（详见《国用门》）。
光启三年，张全义为河南尹。初，东都经黄巢之乱，遗民聚为三城以相保，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己。全义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馀人，乃於麾下选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将"，人给一旗一榜，於旧十八县中令招农户自耕种，流民渐归。又选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副"，民之来者绥抚之，除杀人者死，馀但加杖，无重刑，无租税，归者渐众。又选谙书计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户至数千，於农隙选壮者教之战阵，以御寇盗。关市之赋，迨於无籍。刑宽事简，远近趋之如市。五年之後，诸县户口率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其胜兵大县至七千人，小县不减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义明察，人不能欺，为政宽简，出见田畴美者，辄下马与僚佐共观之，召田主劳以酒食。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赐以茶采衣物。民间言张公不喜声伎，见之未尝笑，独见佳麦良茧则笑耳。有田荒秽者，则集众杖之。或诉以乏人牛，则召邻里责之曰："彼诚乏人牛，何不助之？"由是邻里有无相助，比户有积蓄，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
按：唐末盗贼之乱，振古所未有，洛阳四战之地，受祸尤酷。全义本出郡盗，乃能劝农力本、生聚教诲，使荒墟为富实。观其规画，虽五季之君号为有志於民者所不如也。贤哉！
後唐庄宗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诸场务课利欠负者。而租庸使孔谦悉违诏督理，更制括田竿尺，尽率州使公廨钱。天下怨苦，民多流亡，租税日少。
容斋洪氏《随笔》曰："朱梁之恶，最为欧阳公《五代史记》所斥詈，然轻赋一事，《旧史》取之，而《新书》不为拈出。其语云：'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馀，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候，内辟扜莱，厉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於河上，河南之民虽困於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邱园可恋也。及庄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谦为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以兵革，因以饥馑，不三四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论诚然，有国家者之龟鉴也。《资治通鉴》亦不载此一节。"
吴徐知诰为淮南帅，以宋齐邱为谋主。先是，吴有丁口钱，又计亩输钱，民甚病之。齐邱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使民输钱，是教之弃本逐末也，请蠲人口钱，自馀税悉收榖帛紬绢，疋直千钱者，税三十。知诰从之，由是旷土尽辟，国以富强。
容斋洪氏《随笔》曰："自用兵以来，民间以见钱纽纳税直，既为不堪，然於其中所谓和买折帛，尤为名不正而敛最重。偶阅大中祥符间太常博士许载著《吴唐拾遗录》，所载多诸书未有者，其《劝农桑》一篇正云：吴顺义年中，差官兴贩簿，定租税，厥田上上者，每一顷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下田一顷千五百，皆足陌见钱，如见钱不足，许依市价折以金银。并计丁口课调，亦科钱。宋齐邱时为员外郎，上策乞虚抬时价，而折紬、绢、绵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以来战争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此非民耕凿可得也。必兴贩以求之，是为教民弃本逐末耳。'是时绢每疋市价五百文，紬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齐邱请绢每疋抬为一贯七百，紬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丁口课调，亦请蠲除。朝议喧然沮之，谓亏损官钱，万数不少。齐邱致书於徐知诰曰：'明公总百官，理大国，督民见钱与金银，求国富庶，所谓拥篲救火，挠水求清，欲火灭水清可得乎？'知诰得书，曰：'此劝农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於今受其赐，齐邱之事美矣。徐知诰亟听而行之，可谓贤辅相，而《九国志 齐邱传》中略不书，《资治通鉴》亦佚此事。今之君子为国，唯知浚民以益利，岂不有〈回見〉於偏闰之臣乎！"
同光三年，敕："魏府小傋豆税，每亩减收三升。城内店宅园圃，比来无税，顷因伪命，遂有配征。後来以所徵物色，添助军装衣赐，将令通济，宜示矜蠲。令据紧慢去处。於见输税丝上，每两作三等，酌量纳钱，贵与充本回图，收市军装衣赐，其丝永与除放。"
吏部尚书李琪上疏曰："臣闻古人有言：榖者人之司命，地者榖之所生，人者君之所理。有其榖则国力备，定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为国之急务也。轩黄以前，不可详记，自尧堙洪水，禹作司空，於是辩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税，其时户口一千三百馀万，定恳田约九百二十万顷，为太平之盛。及殷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亩，种公田一亩，水旱同之，亦什一之义也。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约百里之国，提封万井，出车千乘，戎马四千匹，畿内兵车万乘，马四万匹。以田法论之，亦什一之制也。故当成康之时，比尧舜之朝，户口更增二十馀万，非他术也，盖三代之前皆量入以为出，计农以立军，虽逢水旱之灾，而有凶荒之备。降及秦、汉，重税工商，急关市之征，倍舟车之算，人口既以减耗，古制犹复兼行，按此时户口尚有一千二百馀万，恳土亦一千八百万馀顷。至乎三国并兴，两晋之後，则农夫少於军众，战马多於耕牛，供军须夺於农粮，秣马必侵於牛草，於是天下户口，祗有二百四十馀万。洎隋文之代，与汉比崇，及炀帝之年，又三分去一。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丰，延访群臣，各陈所见，惟魏徵独劝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轻徭薄赋，不夺农时，进贤良，悦忠直，天下粟斗直两钱。自贞观至於开元，将及九百万户，五千三百万口，垦田一千四百万顷，比之近古，又多增加。是知救人瘼者，必重敛为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能为军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劝文皇也，伏惟深留宸鉴。如以六军方阙，未可轻徭，两税之馀，犹须重敛，则但不以折纳为事，一切以本色输官，又不以细配为名，止以正税加纳，则天下幸甚！"敕："本朝徵科唯有两税，至於折纳，比不施为。宜依李琪所论，应逐税合纳钱物斛斗及盐钱等，宜令租庸司指挥，并准元徵本色输纳，不得改更，若合有移改，即须具事由闻奏。"
按：同光三年，是为庄宗既灭梁、蜀之後，骄侈自恣，赏赉无节，仓廪空虚，军民咨怨，孔谦复行克剥之政，民力重困，而国用不支，将以危亡之时也。然则琪言虽美，诏敕虽再，祗虚文耳。以此疏叙述历代劝农宽征生聚之事，辞简而义备，故录之。
明年，以军食不足，敕河南尹预借夏秋税，民不聊生。
明宗天成元年，赦节文："应纳夏秋税子，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祗纳正税数，不量省耗。"
二年，敕："率土黎甿，并输王税，逐年生计，祗在春时。深虞所在之方，无知之辈不自增修产业，辄便搅扰乡邻，既挠公门，须严定制。自今後凡关论认桑土，二月一日後，州县不得受状。十月务开，方许论对，准格据理断割。"
三年，敕："应三京、邺都诸道州府县村人户，自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亩纳麴钱五文足陌。"
长兴二年，人户每田亩纳农器钱一文五分。
四年五月五日，户部奏："三京、邺都、诸道州府，逐年所徵夏秋税租兼盐麴折徵，诸般钱榖等起徵，条流如後：
四十七处节候常早，大小麦、〈麥廣〉麦、豌豆五月十五日起徵，八月一日纳足。正税、疋帛钱、鞋、地头、榷麴、蚕盐及诸色折科，六月五日起徵，至八月二十日纳足。河南府、华州、耀、陕、绛、郑、孟、怀、陈、齐、棣、延、兖、沂、徐、宿、汝、申、安、滑、濮、澶、襄、均、房、雍、许、邢、洺、磁、唐、隋、郢、蔡、同、郓、魏、汴、颍、复、鄜、宋、亳、蒲等州。
二十三处节候差晚，随本处与立两等期限。
一十六处校晚，大小麦、〈麥廣〉麦、豌豆六月一日起徵，至八月十五日纳足。正税、疋帛钱，鞋、地头、榷麴、蚕盐及诸色折科，六月十日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纳足。幽、定、镇、沧、晋、隰、慈、密、青、邓、淄、莱、邠、宁、庆、衍。
七处节候尤晚，大小麦、豌豆六月十日起徵，至九月纳足。正税、疋帛钱、鞋、榷麴钱等六月二十日起徵，至九月纳足。并、潞、泽、应、威塞军、大同军、振武军。
其月，敕："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户自供通手状，具顷亩多少，五家为保，委无隐漏，攒连状送本州具帐送省，州县不得差人检括，如人隐欺，许令陈告，其田并令倍徵。"
长兴二年六月，敕："委诸道观察使，属县於每村定有力人户充村长。与村人议，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追顷亩。自肯者即据状徵收，有词者即排段检括。自今年起为定额。有经灾沴及逐年逋处，不在此限。"
三年十二月，三司奏："诸道上供税物，充兵士衣赐不足，其天下所纳斛斗及钱，除支赡外，请依时估折纳绫罗绢帛。"从之。
长兴元年，敕："天下州府受纳稈草，每束约一文足，一百束纳枸子四茎，充积年供使，枣针一茎充稕场院。其草并柴蒿，一束纳钱一文。其细绢絁布绫罗，每疋纳钱十二文足。丝绵紬线麻皮等，每一十两纳耗半两。鞋每量纳钱一文足。见钱每贯纳七文足。省库收纳上件钱物，元条流：见钱每贯纳二文足，丝绵纳子每一百两纳耗一两，其诸色疋段并无加耗。"二年，敕："今後诸州府所纳稈草，每二十束别纳加耗一束，充场司耗折。"
潞王清泰元年，刘昫命判官钩考穷覈积年逋欠之数，奸吏利其徵责丐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状，且请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无可偿者悉蠲之。韩昭允极言其便，乃诏："长兴以前户部及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万，虚烦簿籍，咸蠲免勿徵。"贫民大悦，而三司悉怨之。
致堂胡氏曰："胥吏利於督租，固小人常情也。长民者士大夫也，不恤百姓，而以胥吏所利者为生财之术，无穷之源，则於胥吏何责焉！前代著令曰：'凡言放税者，不得过四分，每有水旱，许诉灾伤，或下赦令尽蠲之。'而有司徵督如故。农氓不谕，乃有'黄纸放、白纸催'之谣，盖不知令甲之文也。是则赦令行一时之恩，以收人心；令甲著永久之制，恐失财赋。阴行虐政，阳行惠泽，岂先王之用心哉！三司吏不肯释除逋负，非独其利在焉，亦以在上之意，吝於与而严於取也。此百姓膏肓之病也。明宗能蠲二百万缗，潞王能蠲三百万石，岂非衰乱之时盛德之事哉？"
●卷四 田赋考四
○历代田赋之制
晋天福四年，敕："应诸道节度使、刺史，不得擅加赋役及於县邑别立监徵。所纳田租，委人户自量自概。"
吴越王钱弘佐年十四即位，问仓吏："今畜积几何？"对曰："十年。"王曰："然则军食足矣，可以宽吾民。"乃令复其境内税三年。
致堂胡氏曰："钱氏当五代时，不废中国贡献，又有四邻之交，史氏乃谓：'自武穆王鏐常理重斂以事奢侈下至魚雞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则诸案吏各持簿立於庭，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已，则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至百馀，人不堪其苦。'信斯言也，是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安得仓廪有十年之积，而又复境内三年之税，则其养民亦厚矣。故以史所载，则钱氏宜先亡，而享国最久，何也？是故司马氏记弘佐复税之事，而《五代史》不载；欧阳公记钱氏重敛之虐，而《通鉴》不取，其虚实有证矣。"
吴徐知诰用歙人汪台符之策，括定田赋，每正苗一斛，别输三斗，官授盐二斤，谓之"盐米"。入仓则有"｛艹廢｝米"。
吴氏《能改斋谩录》曰："今所在输秋苗，一斛之外，则别纳'盐米'三斗，亦始於《五代史》南唐耳。《江南野史》：李先主世括定田产，自正斛上别输三斗，於官廪受盐二斤，谓之'盐米'，百姓便之。及周世宗克淮南，盐货遂艰，官无可支，至今输之，犹有定制，此事与太宗朝和买绢无异。"余考《东齐记事》载夏秋沿纳之物，如盐钞之类，名件颇碎，庆历中有司建议并合归一名，以省帙钞。程文简公为三司使，独以为仍旧为便，若没其旧名，异日不知，或再敷盐麴，则致重复。此亦善虑者也。
宋咸淳六年，江东饶州乐平县士民白劄子陈："恭惟公朝勤恤民隐，比年以来，宽恩屡下，有如郊禋则预放明年之租，秋苗则痛除斛面之取，快活条贯，诚前所无，惠至渥也。今有五代以来所未蠲之苛政，四海之内所未有之暴赋，而独於小邑不得免焉。倘不引首一鸣，是疲民永无苏醒之期矣。窃见五季暴政所兴，江东、西酿酒则有'麴引钱'，食盐则输'盐米'，供军须则有'鞋钱'，入仓库则有'｛艹廢｝钱'。宋有天下，承平百年，除苛解饶，麴、盐、鞋、｛艹廢｝之征，一切削去。独盐、｛艹廢｝米一项，诸路皆无，而江东独有之；江东诸郡皆无，而饶州独有之；饶州六邑皆无，而乐平独有之。照得本州元起催苗额十有八万，此正数也。乐平正苗二万七千五百馀石，每石加'盐米'四斗、'｛艹廢｝米'二斗八升二合，於是一石正苗，非三石不可了纳。夫所谓正苗者，隶之上供，籍之纲解，颗粒不敢言蠲减者也。加盐、｛艹廢｝米者，上供纲解未尝取诸此，徒以利郡县而已。夫均为王土，而使此邑独受横敛，岂理也哉！士民怀此，欲陈久矣。徒以前此版籍不明，苗额失陷，政复哀籲，必遭沮格。今推排成矣，租额登矣，正赋之毫髪不遗者，民既不敢亏官，则加赋之苦乐不均者，官稍捐以子民，宜无不可。且此项重敛，利归州郡，害在闾阎，其於朝廷纲解，曾无损益。用敢合词控告，欲望特赐指挥，行下本州，契勘乐平每年输纳盐、｛艹廢｝米一项，诣实供申，从朝廷斟酌蠲减施行。"
右盐、｛艹廢｝米为南唐横赋，艺祖平南唐，首命樊知古将漕江南，访求民瘼，而樊非其人，讫不能建明蠲除。继而运使陈靖言之於祥符间，提举刘谊言之於元丰间，盖南唐正赋之外，所取不一，宋因之，名曰"沿纳"，盐、｛艹廢｝米其一也。在後沿纳之赋多从蠲减，至中兴後，内翰洪公、敷文魏公又尝言之，则专指盐、｛艹廢｝米而言。而此米独饶州有之，而饶州所徵，则乐平独重。洪、魏以乡寓公知之为详，言之亦恳切，而未有中主其事者，遂抑不复行。先公丁卯居忧，时与郡士李君士会讨究本末，戊辰入觐，继登揆席，讽李拉邑之士友请於郡，俾郡上其事，而久之未有发喙者。先公乃自草白劄子，作士民所陈，径自朝省下本州契勘。而郡守回申，止欲少作豁除，具文塞责。盖此米虽不系上供纲解，而州县经费所仰，故郡难其事。先公却回元奏，俾从实再申。守知不可拒，乃再诣实申上，即进呈，奉旨蠲除。盖自晋天福时创例，至是凡三百一十四年而始除云（据吴虎臣《能改斋谩录》称，今所在有之。虎臣此书，作於绍兴间，则知南渡後此赋之未减者，非独饶州而已。而洪、魏二公则谓独饶有此，当考）。此宋咸淳年间事，《通考》所载，本不及咸淳，但欲见此项蠲除之难，故述其本末，附创法之後。
汉隐帝时，三司使王章聚敛刻急。旧制，田税每斛更输二斗，谓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输二斗，谓之"省耗"。旧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谓之"省陌"。
致堂胡氏曰："百姓输税足，雀鼠耗蠹仓廪，乃有司之责，而亦使百姓偿之，敛税重矣。然称之曰'雀鼠耗'，尚为有名，章乃使十倍而偿。十、百、千、万，有定数矣。以八十为百，既非定数，然出入皆然，尚为均一，章乃於出者特收其三。省耗不已，於是有一斛之税，又取其三斛者。省陌不已，於是有一千之省，又取其头子者。故曰作法於贪，敝将若何！章以此佐国用於一时，信号为能臣，然国所以兴而遂亡，身所以贵而遂杀者，乃自於此。故言利之臣，自以谓时之不可少我，而不知人之不多我也，可不戒哉！"
周广顺二年，敕："约每岁民间所收牛皮，三分减二，计田十顷，税取一皮，馀听民自用及买卖，惟禁卖於邻国。"先是，兵兴以来，禁民私卖牛皮，悉令输国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偿以盐。晋天福中，并盐不给。汉法，犯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间日用，实不可无，帝素知其弊，至是，李榖建议均於田亩，公私便之。
显德二年，敕："应自前及今後有逃户庄田，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租税。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业者，其桑土不以荒熟，并庄园交还一半；五周年後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其承佃户自出力盖造到屋舍，及栽种树木园圃，并不在交还之限。如五周年後归业者，庄田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如有荒废桑土，承佃户自来无力佃莳，祇仰交割与归业户佃莳。其近北诸州陷番人户来归业者：五周年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周年内，三分还一分；此外不在交还之限。应有冒佃逃户物业不纳租税者，其本户归业之时，不计年限，并许总认。"
洪氏《容斋随笔》曰："国朝当五季衰乱之後，随宜损益，然一时设施，固亦有可采取。"今观周世宗显德二年射佃逃田诏敕，其旨明白，人人可晓，非若今之令式文书盈几阁，为猾吏舞文之具，故有舍去物业三五十年，妄人诈称逃户子孙，以钱买吏，而夺见佃者，为可叹也。
三年，宣三司指挥诸道州府，今後夏税以六月一日起徵，秋税至十月一日起徵，永为定例。又敕："旧制，织造絁、紬、绢、布、绫、罗、锦、绮、纱、縠等，幅阔二尺。起来年後，并须及二尺五分，不得夹带粉药。宜令诸道州府，来年所纳官绢，每匹须及十二两；其絁、紬只要夹密停匀，不定斤两；其纳官紬、绢，依旧长四十二尺。"
洪氏《容斋随笔》曰："今之税绢，尺度长短阔狭、斤两轻重，颇本於此。"
显德四年，敕节文："诸道州府所管属县，每年夏税徵科了毕，多是却追县典上州会末文钞，因兹科配敛掠。宜令今後科徵了足日，仰本州但取仓场库务纳欠文钞，如无异同，不在更追官典。诸道州官管内县镇，每有追催公事，自前多差衙前、使院职员及散从、步奏官。今後如是常程追催公事，祇令府望知後承受递送，不得更差专人，若要切公事及军期，不在此限。"
按：五季离乱之时，世主所尚者，用兵争强而已。其间唐明宗、周世宗粗为有志於爱民重农者。有如农务未开而受理词讼，徵科既足而追会科敛，皆官吏奸贪之情，为闾里隐微之害。而天成、显德之诏敕，丁宁禁切之，於倥偬日不暇给之时，而能及此，可谓仁矣。
显德五年，赐诸道均田诏，曰："朕以干戈既弭，寰海渐宁，言念地征，罕臻艺极，须议并行均定，所冀求適轻重。卿受任方隅，深穷治本，必能副寡昧平分之意，察乡闾致弊之源，明示条章，用分寄任。伫聆集事，允属惟公。"乃命左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使诸州检定民租。
先时，上因览元稹《长庆集》，见在同州时所上《均田表》，因令制素成图，直考其事，以便观览，遍赐诸道，议均定民租。至是，乃诏行之。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遣使度民田。周末，遣使度田不实，至是，上精择其人，仍加戒饬。未几，馆陶令坐括田不实，杖流海岛，人始知畏。
五代以来，常检视见垦田，以定岁租，吏缘为奸，税不均適，由是百姓失业，田多荒莱。上悯之，乃诏禁止，许民辟土，州县无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
止斋陈氏曰："按孔氏《阙里志》云：先是，历代以圣人之後，不预庸调，至周显德中遣使均田，遂抑为编户。又按：太平兴国中，遣左补阙王永、太仆寺丞高象先均福建田税，岁蠲伪闽钱五千三百二十一贯、米七万一千四百馀石。用知周朝均田，孔氏抑为编户，本朝至蠲伪闽之敛以数千万计，以其政之宽猛，足以卜其受命之长短矣。"
又命课民种树，每县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令、佐春秋巡视。宣州言州境无隙地种莳，虑不应诏旨。乃令诸州随风土广狭，不宜课艺者，不须责课。太平兴国二年，又禁伐桑枣为薪。
遣使监输民租，惩五代藩镇重敛之弊。阎式等坐监输增羡贬杖，常盈仓吏以多入民租弃市。
建隆四年，诏令逐县每年造形势门内户夏、秋税数文帐，内顽滑逋欠者，须於限内前半月了足（系见任文武职官及州县势要人户。雍熙四年，又诏形势户纳租於三限前半月足。）
诏诸州勿得追县吏会末（即周显德四年所禁）。
令诸州受民租籍，不得称分、毫、合、勺、铢、釐、丝、忽，钱必成文，绢帛成尺，粟成升，丝绵成两，薪蒿成束，金银成钱。
诏曰："自顷兵荒，人民流徙，州县未尝检覆，亲邻代输其租。自今民有逃亡者，本州具户籍顷亩以闻，即检视之。"
乾德四年，诏曰："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倘规致於羡馀，必深务於掊克。知光化军张全操上言，三司令诸处仓场主吏，有羡馀粟及万石，刍五万束以上者，上其名，请行赏典。此苟非倍纳民租，私减军食，何以致之？宜追寝其事，勿颁行，除官所定正耗外，严加止绝。"
大中祥符八年，复诏禁诸仓羡馀。
开宝三年，诏诸州府两税所科物，非土地所宜者，不得抑配。
六年，诏诸仓场受纳所收头子钱，一半纳官，一半公用，令监司与知州、通判同支使。头子钱纳官始於此。
止斋陈氏曰："是岁，令川陕人户，两税以上输纳钱帛，每贯收七文，每匹收十文，丝绵一两、茶一斤、秆草一束各一文。头子钱数始略见於此。"
谨按：咸平三年十月，三司权判孙冕等奏："天下诸夏秋税斛斗收仓耗例，并夏秋税斛斗、匹帛诸般物色等收头子钱，遍令检寻，不见元定宣敕。"又按：後唐天成二年，户部奏："苗子一布袋，令纳钱八文，三文仓司吃食补衬。"长兴元年，见钱每贯七文，秆草每束一文盘缠，其所收与开宝数同，则头子旧有之，至此稍条约之耳。康定元年三月，三司劄子，除利、益、梓、夔四路外，馀路自今头子钱并令纳官。头子钱尽纳官始於此。熙宁二年十月，提举河北常平广惠仓皮公弼请今来给纳，欲每贯、石收五文足。诸路依此。则给纳并收头子钱始於此。政和四年四月，湖南转运司奏，应给应系省钱物，许每贯、石、匹、两各收头子钱五文，乞专充补助。直达纲之费增收钱始於此。自增收之请，起宣和六年闰三月，发运判官卢宗原欲於淮、浙、江、湖、广、福九路应出纳钱物，每一月交收头子钱一文，充籴本。靖康元年罢。绍兴五年四月，总制司状："赋入之利，莫大於杂税、茶盐出纳之间，若每贯增头子钱五文，有益於国计。"专切措置财用所看详："系省钱物，依节次指挥，每贯共收二十三文省，一十文作经制起发。今相度将杂税出纳每贯收见钱上增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并州县旧得一十三文省，经制一十文省，馀入总制窠名。"十年七月，应官司收支钱物，量添头子钱每贯一十文足。至绍兴十年，诸司钱物不复分别，并每贯收四十三文矣。乾道元年十月，复添收一十文足，至今为定制。
八年，诏今後民输税紬不满半匹，绢不满匹者，许计丈尺纳价钱，毋得以三户五户聚合成匹送纳烦扰。
三月，诏曰："中国每租二十石输牛革一，准千钱。西川尚存伪制，牛驴死者，革尽输官，宜蠲去之，每民租二百石输牛革一，准钱千五百。"
太平兴国二年，江南西路转运使上言："诸州蚕桑素少，而金价颇低，今折税，绢估小而伤民，金估高而伤官。金上等旧估两十千，今请估八千；绢上等旧估匹一千，今请估一千三百，馀以次增损。"从之。
景德五年，知袁州何蒙上言，本州二税请以金折纳。上曰："若是，则尽废耕农矣。"不许。
端拱元年，诏纳二税於各路元限外，可并加一月限（元限见後唐天成四年）。或值闰月，其田蚕亦有早晚，令有司临时奏裁。纳租，官吏以限外欠数差定其罚。
淳化元年，诏江南、两浙承伪制重赋流亡田废者，宜令诸州籍顷亩之数，均其赋，减十分之三，以为定制。召游民劝其耕种，给复五年，州县厚慰抚之。
淳化四年，诏曰："户口之数，悉载於版图；军国所资，咸出於租调。近年赋税减耗。簿书纠纷，州县之吏非其人，土地之宜不尽出，小民因以多辟，下吏缘而为奸，乃有匿比舍而称逃亡，挟他名而冒耕垦，征役不均於苦乐，收敛未適於轻重。宜示询求，以究情伪。今诸路知州、通判，限诏到具如何均平赋税，招辑流亡，惠恤鳏穷，窒塞奸幸，及民间未便等事，限一月附疾置以闻。"
先时，知封邱县窦玭上言："畿甸民苦税重，兄弟既壮乃析居，其田亩聚税於一家即弃去。县案所弃地除其租，已而匿他舍及冒名佃作。愿一切勘责。"上颇闻其弊，乃赏擢玭，俾案察京畿诸县田租。玭专务苛刻，以求课最，民实逃亡者，亦搜索於邻里亲戚家，益造新籍，甚为烦扰，凡数月，罢之。
五年，宋、亳诸州牛多死，官借钱令市牛。有太子中允武允成献踏犁，不用牛，以人力运之。诏依其制造成以给，民甚赖之。
五月，诏曰："作坊工官造弓弩用牛筋，岁取於民，吏督甚急，或杀耕牛供官，非务农重榖之意。自今後官造弓弩，其纵理用牛筋，他悉以马筋代之。"
至道元年，除兖州岁课民输黄｛艹剖｝、荆子、茭芟十六万四千八百围，因令诸道转运使，检案部内无名配率如此类者以闻，当悉蠲之。
六月，诏曰："近岁以来，天灾相继，民多转徙，田卒扜莱，招诱虽勤，逋逃未复，宜申劝课之旨，更示蠲复之恩。应州县旷土，并许民请佃为永业，仍蠲三岁租，三岁外输二分之一。州县官吏劝民垦田之数，悉书於印纸，以俟旌赏。"
开封府言："京畿十四县，自今年二月以前，民逃者一万二百八十五户。访闻多有坐家申逃，及买逃户桑土，不尽输税，以本户挟佃诡名，妄破官租，及侵耕冒佃，近居遥佃，妄称逃户，并以己租妄保於逃籍者。"诏殿中丞王用和等十四人分行检视，限一月，许其首露，不复收所隐之税。诏下，归业者甚众。
二年，以陈靖为劝农使。
靖时为直史馆，上言曰："谨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浙右、陇蜀、河东等处，地里夐远，虽加劝督，未能遽获其利。古者强榦弱枝之法，必先富实於内。今京畿周环三二十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一二，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复有匿里舍而称逃亡，弃耕农而事游惰。逃亡既众，则赋税岁减而国用不充，敛收科率，无所不行矣。游惰既众，则地利岁削而民食不足，寇盗杀伤，无所不至矣。臣望择大臣一人有深识远略者，兼领大司农事，典领於中，又於郎官中选才智通明，能抚字役众者为副，执事於外，皆自京东、京西择其膏腴未耕之处，申以劝课。臣又尝奉使四方，深见民田之利害，扜莱极目，膏腴坐废，亦加询问，颇得其由，皆诏书累下，许民复业，蠲其租调，宽以岁时，然乡县之间，扰之尤甚。每一户归业，则刺报所由。朝耕尺寸之田，幕入差徭之籍，追胥责问，继踵而来，虽蒙蠲其常租，实无补於损益。况民之流徙，始由贫困，或避私债，或逃公税。既亡遯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乡官用以输税，或债主取以偿逋，生计荡然，还无所诣，以兹浮荡，绝意归耕。如授臣斯任，则望备以闲旷之田，广募游惰之辈，诱之耕垦，未计赋税，许令别置版图，便宜从事。耕桑之外，更课令益种杂木、蔬果，孳畜羊犬、鸡豚。给授桑土，潜拟井田，营造室居，使立保伍，逮於养生送死之具，庆吊问馈之资，咸俾经营，并令条制。俟至三五年间，生计成立，恋家怀土，即计户定征，量田输税，以司农新附之名籍，合计府旧收之簿书，斯实敦本化人之宏量也。若民力有不足，官借缗钱，或以市糇粮，或以营耕具。凡此给受，委於司农，比及秋成，乃令偿直，依时价折估，纳之於仓，以成数开白户部。"上览之喜，谓宰相曰："靖此奏甚有理，可举而行之，正朕之本意。"因召对奖谕，令条对以闻。靖又言："逃民复业及浮客请佃者，委农官勘验，以给授田土收附版籍，州县未得议其差役。其乏粮种、耕牛者，令司农以官钱给借。其田验肥瘠为三品；上田人授百亩，中田百五十亩，下田二百亩，并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计百亩，十收其二。其室庐、蔬韭及桑枣、榆柳种艺之地，每户及十丁者给百五十亩，七丁者百亩，五丁七十亩，三丁五十亩，二丁三十亩。除桑功五年後计其租，馀悉蠲。令常参官於幕职州县中各举所知一人堪任司农丞者，分授诸州通判，即领农田之务。又虑司农官属分下诸州，或张皇纷扰，其事难成，望许臣领三五官吏於近甸宽乡设法招携，俟规画既定，四方游民必尽麇至，乃可推而行之。"吕端曰："靖所立田制，多改旧法，又大费资用，望以其状付有司详议。"乃诏盐铁使陈恕等共议，请如靖之奏。乃诏以靖为劝农使，按行陈、许、蔡、颍、襄、邓、唐、汝等州，劝民垦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副之。选、亮上言功难成，愿罢其事。上志在勉农，犹诏靖经度。未几，三司以为费官钱多，万一水旱，恐遂散失，其事遂寝。
按靖所言，与元魏孝文时李安世之策略同，皆是官取荒闲无主之田以授民。但安世则仿井田，立还授之法，而此则有授无还，又欲官给牛、种等物贷之，而五年後，方收其租，责其偿，此所以费多而难行。然前乎此，有至道元年之诏；後乎此，咸平二年之诏。至道之诏，劝诱之词意恳切；咸平之诏，关防之规画详明。虽不必如靖所言张官置吏，计口给田，多费官钱，而自足以收劝农之效矣。
真宗咸平二年，诏曰："前许民户请佃荒田，未定赋税，如闻抛弃本业，一向请射荒田。宜令两京诸路晓示，应从来无田税者，方许请射系官荒土及远年落业荒田，候及五年，官中依前敕，於十分内定税二分为永额。如见在庄田土窄，愿於侧近请射，及旧有庄产，後来逃移，已被别人请佃，碍敕无路归业者，亦许请射，州县别置籍钞上，逐季闻奏。其官中放收要用田土，及系帐逃户庄园、有主荒田，不得误有给付。如抛本业，抱税东西，改易姓名，妄求请射者，即押归本贯勘断。请田户吏长常切安抚，不得搅扰。"
咸平六年，广西转运使冯琏上言："廉、横、宾、白州民田虽耕垦，未尝输送，已命官检括，令尽出常租。"上曰："遐方之人，宜省徭赋。"亟命停罢。
大中祥符元年，诏："版籍之广，赋调方兴，尚虑有司有循旧式，资一时之经费，俾邻郡以均输。况稼穑之屡登，宜庶民之从便，宜蠲力役，用示朝恩。应诸路今年夏税赋，止於本州军输纳。"又诏："河北罢兵，其诸州赋税，止於本处送纳。"
诏："夏税，诸州军所纳大小麦，纳外残欠，许以秋色斛斗折纳。"
四年，诏诸州所须繁碎物折便以正税折斛者皆罢。大中祥符五年，上以江、淮、两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之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内出种法，令转运司揭榜示民。其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
六年，知滨州吕夷简请免税河北农器，诸路农器悉免输算。
天禧四年，诏诸路提点刑狱朝臣为劝农使，使臣为副使，取民籍视其差等，不如式者惩革之。劝恤农民，以时耕垦，招集逃散，检括陷税，凡农田事悉领焉。自景德中置劝农之名，然无职局，至是，始置局案，铸印给之。
开宝末，天下垦田二百九十五万三千三百二十顷六十亩。
至道二年，垦田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五十一顷二十五亩。
天禧五年，垦田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八十四顷三十二亩。
大凡租税有榖、帛、金铁、物产四类。榖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麦，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杂子（粟之品七：曰粟、小粟、梁榖、硷、〈广禾〉粟、秫米、黄米。稻之品四：粳米、糯米、水榖、旱稻。麦之品七：曰小麦、大麦、青稞麦、〈麥廣〉麦、青麦、白麦、荞麦。黍之品三：曰黍、蜀黍、稻黍。穄之品三：曰穄、秫穄、｛麻黍｝穄。菽之品十六：曰豌豆、大豆、小豆、绿豆、红豆、白豆、青豆、褐豆、赤豆、黄豆、胡豆、落豆、元豆、荜豆、巢豆、杂豆。杂子之品九：曰脂麻〈广禾〉子、稗子、黄麻子、苏子、苜蓿子、莱子、荏子、草子）。布帛丝绵之品十：一曰罗，二曰绫，三曰绢，四曰纱，五曰絁，六曰紬，七曰杂折，八曰丝线，九曰绵，十曰布葛。金铁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银，三曰铁、鑞，四曰铜、铁钱。物产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齿、革、翎毛，三曰茶、盐，四曰竹木，麻草、刍菜。五曰果、药、油、纸、薪、炭、漆、蜡。六曰杂物（六畜之品三：曰马、羊、猪。齿、革、翎毛之品七：曰象牙，麂皮，鹿皮，牛皮，狨、鹅翎、杂翎。竹之品四：曰｛竹冉｝竹、箭簳竹、箬叶、芦｛艹廢｝。木之品三：曰桑、橘、楮皮。麻之品五：曰青麻、白麻、黄麻、冬、苎麻。草之品五：曰紫苏、茭、紫草、红花、杂草。刍之品四：曰草、稻草、穰、茭草。油之品三：曰大油、桐油、鱼油。纸之品五：曰大灰纸、三钞纸、刍纸、小纸、皮纸。薪之品三：曰木柴、蒿柴、草柴。杂物之品十：曰白胶、香桐子、麻鞋、版瓦、堵笪、甆器、苕帚、麻翦、蓝淀、草荐）。至道末，岁收榖三千一百七十万七千馀石，钱四百六十五万六千馀贯，绢一百六十二万五千馀匹，絁、紬二十七万三千馀匹，布二十八万二千馀匹，丝线一百四十一万馀两，绵五百一十七万馀两，茶四十九万馀斤，刍茭三千馀万围，蒿二百六十八万馀围，薪二十八万馀束，炭五十三万馀秤，鹅翎、杂翎六十二万馀茎，箭簳八十九万馀只，黄铁三十万馀斤，此皆逾十万之数者，他物不复纪。天禧末所收：榖增一百七万五千馀石，钱增二百七十万八千馀贯，绢减一万馀匹，絁、紬减九万二千馀匹，丝线减五十万五千馀两，布增五万六千馀匹，绵减一百一十七万五千馀两，茶增一百一十七万八千馀斤，刍茭减一千一百万五十馀围，蒿减一百万馀围，炭减五十万四千馀秤，鹅翎、杂翎增一十二万九千馀茎，箭簳增四十七万馀只，黄铁增五万馀斤。又鞋八十一万六千馀量，麻皮三十九万七千馀斤，盐五十七万七千馀石，纸十二万三千馀幅，芦｛艹廢｝二十六万馀张。大率名物约此，其折变及移输比壤者，视当时所须焉。
岁时其类有五：曰公田之赋，官庄、屯田、营田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曰杂变之赋，牛革、蚕盐、食盐之类，随其所出，变而输之者是也；曰丁口之赋，计丁率米是也。其输有常处，而以有馀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须，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其输之迟速，视收成早暮而宽为之期，夏有至十月，秋有至明年二月者，所以纾民力也。自祖宗承五代之乱，王师所至，首务去民疾苦，无名苛细之敛，剗革几尽，尺缣斗粟，无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则蠲除、倚阁，殆无虚岁，倚阁者，後或岁凶，亦辄蠲之。而又田制不立，畎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伪冒者，未尝考按，故赋入之利，视古为薄。丁谓尝曰"二十而税一者有之，三十而税二者有之"，盖谓此也。
乾兴元年十一月（时仁宗已即位，未改元），诏限田：公卿以下毋过三十顷，衙前将吏应复役者毋过十五顷，止於一州之内。而任事者以为不便，寻废（详见《差役门》）。又禁近臣置别业京师，又禁寺观毋得市田。
天圣初，诏民流积十年者，其田听人耕，三年而後收赋，减旧额之半。後又诏流民能自复者，赋亦如之。既而又与流民期，百司复业，蠲赋役五年，减旧赋十之八，期尽不至，听他人得耕。
时天下生齿日蕃，田野多辟，独京西唐、邓间尚多旷土，唐州闲田尤多，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请徙户实之，或议以卒屯田，或请废为县。嘉祐中，赵尚宽守唐州，劝课劳来，岁馀，流民自归及自他所至者二千馀户，引水溉田或数万顷。诏增秩赐钱，留再任。
宝元中，诏诸州旬上雨雪，著为令。
皇祐中，作宝岐殿於苑中，每岁诏辅臣观刈榖麦，罕复出郊矣。
皇祐中，垦田二百二十八万馀顷。
治平中，四百四十馀万顷。
皇祐、治平，三司皆有《会计录》，其间相去不及二十年，而垦田之数增倍。以治平数视天禧则犹不及，而叙《治平录》者，以为此特计其赋租以知顷亩之数，而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计之，则天下垦田无虑三千馀万顷矣。盖祖宗重扰民，未尝穷按，故莫得其实，姑著其可见者如此。治平中，废田见於籍者，犹四十八万馀顷。景祐时，谏官王素言，天下田赋轻重不等，请均定。而欧阳修亦言："秘书丞孙琳尝往洺州肥乡县，与大理寺丞郭谘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愿召二人者。"三司亦以为然，且请於亳、寿、蔡、汝四州择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谘蔡州。谘首括一县，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馀顷，均其赋於民。既而谘言州县多逃田，未可尽括，朝廷亦重劳人，遂罢。
自郭谘均税之法罢，论者谓朝廷徒恤一时之劳，而失经远之虑。至皇祐中，天下垦田视景德增四十一万七千馀顷，而岁入九榖乃减七十一万八千馀石，盖田赋不均，故其弊如此。其後田京知沧州，均无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岁增赋榖帛之类，无棣总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总万四千八百四十七。既而或言沧州民以为不便，诏如旧。嘉祐时，复诏均定，命三司使包拯与吕居简、吴中复总之，继以命张掞、吕公弼，乃遣官分行诸路，而秘书丞高本在遣中，独以为不可均。已而复罢，才均数郡田而已。
天圣时，贝州言："民析居者，例加税，谓之'罚税'，他州无此比，请除之。"诏可。自是州县有言税之无名若苛细者，所蠲甚众。
自唐以来，民计日输赋外，增取他物，复折为赋，所谓"杂变之赋"也，亦谓之"沿纳"而名品烦细，其类不一。官司岁附帐籍，并缘侵扰，民以为患。明道中，因诏三司，"沿纳"物以类并合。於是三司请悉除诸名品，并为一物，夏秋岁入，第分粗细二色，百姓便之。
凡岁赋，榖以石计，钱以缗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藁秸、薪蒸以围计，他物各以其数计。皇祐中比景德之数，增四百四十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五，治平中又增一千四百一十七万九千三百六十四。其以赦令蠲除，以便百姓，若逃移、户绝不追者景德中总六百八十二万九千七百，皇祐中三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十七，治平中一千二百二十九万八千七百。每岁以灾害蠲减者，又不在此，盖不可悉数云。
神宗熙宁元年，京西转运使谢景温言："在法，请田户五年内，凡科役皆免。今汝州四县，如有客户不过一二年，便为旧户纠决，与之同役，以此即又逃窜，田土多荒，乞仍旧法五年内无差科。"从之。
初，赵尚宽、高赋为唐州守，流民自占者众，凡百亩起税四亩而已。税轻而民乐输，境内无旷土。至是，转运司以土辟税百亩增至二十亩。御史翟恩言，恐再致转徙，宜戒饬使者，量加以宽民。诏从之。
唐、邓、襄、汝州，自治平以後，开垦岁增，然未定税额。元丰中，乃以所垦新田差为五等输。元祐元年罢之，大观三年复元丰法，俄又罢之。
二年，分遣诸路常平官，使专领农田水利事。应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陂塘、圩垾、堤堰、沟洫之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随功利大小酬赏。
六年，司农寺请立劝民种桑法，天下民种桑柘，毋得增赋。先时，河东等户以桑之多寡为高下，故植桑者少，蚕织益微。至和中，诏罢之。时又立法劝民栽桑，有不趋令，则仿屋粟、里布为之罚，民以为病。既而诏罢之。
五年，重修定方田法。八月，诏司农以《方田均税条约并式》颁之天下。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县委令、佐分地计量，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垆而辩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参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则。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户帖，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均税之法，县各以其租额税数为限，旧尝取蹙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为升，绢不满十分而收为寸之类，今不得用其数均摊增展，致溢旧额，凡越额增数皆禁之。若瘠卤不毛，及众所食利山林、陂塘、路沟、坟墓，皆不立税。凡田方之角，立土为埄，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帐，有庄帐，有甲帖，有户帖，其分烟析生、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为正。令既具，乃以济州钜野尉王曼为指教官，先自京东路行之，诸路仿焉。六年，诏土色分五等，疑未尽，下郡县物其土宜，多为等以期均当，勿拘以五。七年，诏从邓润甫之请，京东十七州选官四员，各主其方，分行郡县，各以三年为任。又诏每方差大甲头二人、小甲头三人，同集方户，令各认步亩，方田官验地色，各勒甲头、方户同定。诏灾伤路分权罢。司农寺言："乞下诸路及开封府界，除秋田灾伤三分以上县权罢外，馀候农隙。"河北西路提举司言，乞通一县灾伤不及一分勿罢。
元丰元年，诏："京东东路民诉方田未实，其先择词讼最多一县，据各等第，酌中立税，候事毕无讼，即案以次县施行。"
五年，开封府言："方田法，取税之最不均县先行，即一州而及五县，岁不过两县。今府界十九县，准此行之，十年乃定。请岁方五县。"从之。其後必岁稔农隙乃行，而县多山林者或行或否。
七年，京东东路提举常平等事燕若古言："沂、登、密、青州田讼最多，乞择三五县先方田。"诏候丰岁推行。
八年，帝知官吏奉行多致骚扰，诏罢方田。天下之田已方而见於籍者，至是二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顷云。
五年，都水使者范子渊奏："自大明抵乾宁，跨十五州，河徙地凡七千顷，乞募人耕植。"从之。先是，中书言："黄河北流，今已淤断，恩、冀下流，退皆田土，顷亩必多。深虑权豪横占，及旧地主未归，乞诏河北转运司，候朝廷专差朝臣同司职官同立标识，方许受状，定租给授。"
天下总四京一十八路，田四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六顷，内民田四百五十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三顷六十一亩，官田六万三千三百九十三顷。
右此元丰间天下垦田之数，比治平时所增者二十馀万顷。按：前代混一之时，汉元始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千馀顷，隋开皇时垦田一千九百四十万四千馀顷，唐天宝时应受田一千四百三十万八千馀顷，其数比之宋朝或一倍，或三倍，或四倍有馀。虽曰宋之土宇北不得幽、蓟，西不得灵、夏，南不得交趾，然三方之在版图，亦半为边障屯戍之地，垦田未必多，未应倍蓰於中州之地。然则其故何也？按：《治平会计录》谓田数特计其赋租以知其顷亩，而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计之，则天下垦田无虑三千馀万顷。盖祖宗重扰民，未尝穷按，故莫得其实。又按：《食货志》言天下荒田未垦者多，京襄唐、邓尤甚，至治平、熙宁间，相继开垦，然凡百亩之田，起税止四亩，欲增至二十亩，则言者以为民间苦赋重，再至转徙，遂不增。以是观之，则田之无赋税者，又不止於十之七而已。盖田数之在官者，虽劣於前代，而遗利之在民多矣，此仁厚之泽所以度汉唐欤！
二税：熙宁十年见催额五千二百一万一千二十九贯、石、匹、斤、两、领、团、条、角、竿。
夏税一千六百九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五贯、匹等： 内银三万一千九百四十两钱 三百八十五万二千八百一十七贯 斛斗三百四十三万五千七百八十五石 匹帛二百五十四万一千三百匹 丝绵五百八十四万四千八百六十一两 杂色（茶盐 蜜 麴 麸 面 椒 黄蜡 黄蘖 甘草 油子 菜子 蓝 纸 苎麻 楠木 柴 茆铁 地灰 红花 麻皮 鞋 板 瓦）百二十五万五千九百九十二斤、两、石、角、筒、秤、张、塌、条、檐、团、束、量、口。
秋税三千五百四万八千三百三十四贯、匹等： 内银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七两 钱一百七十三万三千二贯 斛斗一千四百四十五万一千四百七十二石 匹帛一十三万一千二十三匹 绵五千四百九十五两 草一千六百七十五万四千八百四十四束 杂色（茶 盐 酥 蜜 青盐 麴 油 椒 漆 蜡 枣 苎麻 柿子 木板 瓦 麻皮 柴 炭 蒿 茅 茭 草 蒲席 铁 翎毛 竹 木 芦｛艹廢｝ 鞋）一百九十四万四千三百一斤、两、石、口、根、束、领、茎、条、竿、只、檐、量。
开封府界田一十一万三千三百三十一顷六十七亩，官田五百一十六顷六十四亩，见催额四百五万五千八十七贯、石、匹、两、束、量（夏税九十九万八千九百二十四贯、石、匹、两、束、量。秋税三百五万六千一百六十三贯、石、束、斤、量、两）。
京东路田二十五万八千二百八十四顷六十亩，官田八千九百九顷一亩，见催额三百万九百一贯、匹、两、石、束、量（夏税一百五十五万五千八百八十贯、匹、两、石。秋税一百四十四万五千二十一贯、石、束、量）。
京西路田二十万五千六百二十六顷三十八亩，官田七千二百八顷八十八亩，见催额四百六万三千八百七十贯、石、匹、两、量、角、束（夏税一百四十四万九百三十二贯、石、匹、两、量、角、个。秋税二百六十二万二千九百三十八贯、石、匹、束、量、两、个）。
河北路田二十六万九千五百六十顷八亩，官田九千五百六顷四十八亩，见催额九百一十五万二千贯、石、匹、两、量、斤、束、端（夏税一百三十九万三千九百八十三贯、石、匹、两、量、斤。秋税七百七十五万八千一百七贯、匹、石、斤、束）。
陕府西路田四十四万五千二百九十八顷三十八亩，官田一千八百五顷二十二亩，见催额五百八十万五千一百一十四贯、石、匹、端、两、斗、量、口、斤、根、束（夏税一百一十一万一百五贯、石、匹、端、两、斗、量、口、斤。秋税四百六十九万五千九贯、石、匹、端、量、束、斤、口、根）。
河东路田十万二千二百六十七顷三十亩，官田九千四百三十九顷三十亩，见催额二百三十七万二千一百八十七贯、石、匹、量、两、斤、束（夏税四十万三千三百九十五贯、匹、石、两、量。秋税一百九十六万八千七百九十二贯、石、匹、量、两、斤、束）。
淮南路田九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四顷二十亩，官田四千八百八十七顷一十三亩，见催额四百二十二万三千七百八十四贯、石、匹、两、斤、秤、角、量、领（束夏税二百五十五万八千二百四十九贯、石、匹、两、斤、秤、角、量。秋税一百六十六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贯、石、匹、束、领、量）。
两浙路田三十六万二千四百七十七顷五十六亩，官田九百六十四顷四十二亩，见催额四百七十九万九千一百二十二贯、石、匹、两、领（夏税二百七十九万七百六十七贯、石、匹、两、斤。秋税二百万八千三百五十五贯、石、匹、领）。
江南东路田四十二万一千六百四顷四十七亩，官田七千八百四十四顷三十一亩，见催额三百九十六万三千一百六十九贯、石、匹、两、斤、束、领（夏税二百万四千九百四十七贯、石、匹、两、斤。秋税一百九十五万八千二百二十二贯、石、束、匹、领、斤）。
江南西路田四十五万四百六十六顷八十九亩，官田一千七百六十四顷五十七亩，见催额二百二十二万六百二十五贯、匹、石、两、斤、领（夏税七十四万八千七百二十八贯、匹、石、两、斤。秋税一百四十七万一千九百三十七贯、石、斤、领）。
荆湖南路田三十二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九十六亩，官田七千七百七十二顷五十九亩，见催额一百八十一万六千六百一十二贯、石、匹、串、斤、束、茎、两（夏税四十四万八千三百六十四贯、石、匹、两、串、斤。秋税一百三十六万八千二百四十八贯、石、匹、斤、束、茎）。
荆湖北路田二十五万八千九百八十一顷二十九亩，官田九百三顷七十八亩，见催额一百七十五万六千七十八贯、石、匹、两、张、量、塌、条、束、斤、领、竿、只（夏税五十一万五千二百七贯、石、匹、两、张、量、塌、条。秋税一百三十六万八千二百四十八贯、石、匹、斤、束、茎）。
福建路田一十一万九百一十四顷五十三亩，官田五顷三十七亩，见催额一百一万六百五十贯、石、匹、斤（夏税一十八万六千二百九十二贯、石、匹、斤。秋税八十四万四千三百五十八贯、石）。
成都路田二十一万六千六十二顷五十八亩，官田六十五顷一十九亩，见催额九十二万六千七百三十二贯、石、匹、两、张、斤、担（夏税七万五千八百贯、石、匹、两、张、斤。秋税八十五万九百三十二贯、石、匹、束、斤、担）。
梓州路田为山崖，难计顷亩，见催额八十三万四千一百八十七贯、石、匹、两、斤、担、束、量（夏税二十三万八千九百八十三贯、石、匹、两、斤、担。秋税五十九万三千二百四贯、石、匹、束、量、斤、担）。
利州路田一万一千七百八十一顷五亩，官田一千九十九顷八十四亩，见催额六十六万五千三百六贯、石、匹、两、斤、束、等（夏税一十八万六千七百二十四贯、石、匹、两、斤。秋税四十七万八千五百八十二贯、石、匹、束、斤、）。
夔州路田二千二百四十四顷九十七亩，官田二百二十三亩，见催额一十四万一千一百八十二贯、石、匹、两、团、斤、角、束（夏税七万四千二百九贯、石、匹、两、团、斤、角。秋税六万六千八百七十三贯、石、匹、束）。
广南东路田三万一千一百八十五顷一十八亩，官田二百七十顷七十二亩，见催额七十六万五千七百一十五贯、匹、斤、石（夏税一十三万五千七百六十四贯、匹、斤。秋税六十二万九千九百五十一贯、石）。
广南西路田一百二十四顷五十二亩，官田四百二十七顷二十八亩，见催额四十三万八千六百一十八贯、石、斤、束、领（夏税九万五千三百四十二贯、石、斤。秋税三十四万三千二百七十六贯、石、束、领、斤）。
右以上系元丰间检正中书户房公事毕仲衍投进《中书备对》内所述天下四京一十八路垦田并夏、秋二税见催额数目，《国朝会要》及《四朝食货志》并不曾登载如此详密，故录於此。